下雨的乡村路上都能淹死孩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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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不再是一个有希望的地方，甚至不再是一个让人有野心的地方，当然，它也就不再是一个有爱的地方。所谓农村的冷漠，大概就在这里。

毕节4名儿童自杀，人们第一反应肯定是穷，每天只能喝玉米糊糊一度是最具体的想象。但是，随着媒体的逐渐介入，事情并非如此。

中青网记者所拍到的图片显示，兄妹四人，居住的是一栋三层楼房。有村民称，最大的孩子，是喝了农药后，从二楼跳下后死亡的。

孩子的姑妈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，孩子的父亲每个月给孩子们寄700元钱，已经足够他们生活。家里不仅有一千多斤玉米，还有腊肉。

2006年，中国全面取消了此前实行的农业税，农民种地不但不再交“公粮”，甚至还有补贴，单纯依靠种地，绝大多数农民都可以解决温饱问题。农村的贫困，已经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赤贫，而是相对意义上的贫穷。

农业税取消之前，以我老家河南某农村为例，一亩小麦产600斤，最多时要上交“公粮”200多斤。这里说的公粮是广义的，它还包括了一部分“提留款”，提留款的使用权归集体，也就是基层政权。这是乡镇干部催缴公粮的动力，也会激化基层政府和农民的矛盾。

上世纪末，河南遭遇大旱，但公粮一分不减少，我所在的村庄，发生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抗，每家出一人，乘坐农用三轮车，浩浩荡荡到市里上访。那一年的公粮，最终遭遇大面积拖欠。

取消农业税后，一个配套的改革是，村干部成为基层公务员，收入稳定而且微薄，他们很少有自己的款项可以提留了。

此前，村委主任的竞争非常激烈，就更不用说掌管几个村庄的大队支书了。但是，2006年后，很少有人对当村干部抱有热情（靠近城镇有土地出售的除外）。我回老家，发现我们那个村，已经好多年没有村长。

某种程度上说，这当然是好事。农村回到了真正的自给自足状态，种地的收入，全部归自己。

假以时日，人们有理由相信，农村会发展出一种良好的自然秩序。比如，低保这样的制度，最后会变通成这样的：因为评出最穷的人是困难的，干脆就轮着来，每家领三个月。这不是什么腐败，因为低保每户只有50元（也许现在已有增长）。

很少有人在乎这50元的低保。事实上，村里的人已经逐渐变得富裕。

那些外出打工的人，省吃俭用，最后都会回到老家修房子。村里的楼房越来越多，农用三轮车和三轮摩托车几乎是每户必备。

一个结果是，村里的道路破坏严重，车辙越来越深，老家的人给我打电话说：现在下雨，路上都有可能淹死孩子。这样说不是因为河里的水漫到路上，而是路上的车辙，已经像沟一样了。

这样的情况，在整个乡镇普遍存在。村村通公路工程，往往会把柏油路铺到村口，而村子里的路则无人问津。

当然，麻烦还不止这些。随着塑料的广泛使用，不可降解的垃圾越来越多，没有人愿意把垃圾堆在自己家里，于是，河流成了自然的垃圾堆。农村的破败，不仅指农村只剩下老人和孩子，还包括自然景观。在没有任何化工企业排污的情况下，农民自己把河流给灭杀了。

这是一种独特而深刻的贫困：在告别村长之后，村子既没有新的权威出现，也没有发育成公共空间。

青壮年们常年外出务工，故乡不过是他春节假期休闲的地方。老年人，在他们年轻的时候，父母是不可冒犯的权威，约束着他们一切的行动。

而现在，儿女们远在天边，自己却要照看孙子孙女，在身体和知识结构上，他们都无能为力。村子里是真正的原子化社会，不但普通人与普通人之间是分离的，即使是父母与子女，也是分离的。

十几年来，村子里的主干道一直是困扰人们的最大难题，但是，在一个原子化的村庄里，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。事实上，如果每家出1000元，就能得到完美的解决。

但是，无人敢于牵头负责。春节，外出打工者回来，他们对村子的道路非常不满，但只需忍受几天，他们就可以重新走在城市宽阔而拥挤的道路上。这些打工者在家赌博，输赢轻松超过1000元，但是留守的老人，则连1000元的决定权都没有。

这样的社会，颇有点像弗朗西斯·福山《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》中所描述的“最初的人”的状态。霍布斯和洛克，从这样的状态推导出建立在契约之上的自由主义愿景，而黑格尔则认为，“最初的人”将展开斗争，最后分出奴隶和奴隶主。

但是非常可悲的是，这两种趋势在现在看来都不会发生。田里的庄稼仍按季节生长，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形态，农村却似乎丧失了发育的能力。

农村问题的根本，就是在秩序真空的时候，恰恰又遭遇到人口真空。最有活力的青年，在城市打拼，当他们已经没有体力再做一个农民工，带着一身病重回乡村的时候，他们也成了数日子过的老年人。

农村不再是一个有希望的地方，甚至不再是一个让人有野心的地方，当然，它也就不再是一个有爱的地方。所谓农村的冷漠，大概就在这里。和城市相比，农村似乎应该有更多“传统道德”，但是事实上，农村的“原子化”却更为彻底。

毕节4个孩子自杀，有网友发出这样的感叹：如果是在旧社会，地主对这样的情况也不会袖手旁观吧？这样的感叹事实上颇有道理。

传统社会，地主不但多了几亩地，往往也更注重追求名望。地主作为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者，除了财产之外，更多的是道德权威。因此，很多地主往往喜欢捐资建学，铺路修桥。他们太好面子，身边发生这样的事，恐怕还真不能不管。俱往矣，地主成为历史。现在，很多村庄，甚至村长都已成为了历史。希望也成为了历史。

在农村找回希望之前，留守儿童的问题是不能得到根本解决的，因为希望才是孩子们最需要的财富。

有些媒体呼吁，对留守儿童，应该给予一种“情感低保”，比如，父母多长时间内打一次电话，老师多久做一次家访。这样的做法，听起来有点道理，但本质上却是荒诞的。

精神上的贫困，不可能像物质上那样，通过低保来解决。几个儿童冻死之后，毕节地方政府一度承诺建立一种关怀留守儿童的制度，如今当然证明是失败了，也遭到了媒体的嘲笑。但是，我们必须明白，地方政府所承诺的这种制度，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奏效的。

对农村来说，唯一的希望，仍然在土地上。在有些地区，由于留守人口太少，田地面临无人耕种的局面，而有人以极低的价格，把这些土地承包下来。

农用机械的现代化，让一个家庭耕种几十上百亩地成为可能。人们造出“土地流转”这样的蹩脚词汇，来规避非常负面的地主一词。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，因此不能卖，只能“流转”，但是租住土地的人，已经成为事实上的“大户”。他们更热爱土地，热爱土地上的每一条河流和道路。而那些进城务工的人，只能祝福他们扎根城市。

如此，几代人的痛苦之后，或许会有新的格局？

作者：张丰

腾讯·大家专栏作者，读书人，媒体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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